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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压力大,财政吃紧,减税降费空间来自何方?

作者:凯恩斯   来源:财富时代杂志 2019 01月刊 2019-02-21 21:42

       中国官方公布的2018年12月PMI为49.4,不仅远低于预期和前值50,而且是自2016年中国经济进入复苏周期已来,首次低于50,说明目前制造业景气度减弱。过去两年,实行了两个政策,对于中国经济走向影响比较大,一方面为了防止经济脱实向虚,政府让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对金融行业强制去杠杆。但12月的PMI数据显示,越是金融去杠杆,鼓励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制造业景气度还越来越低,这种越鼓励,景气度越来越下滑的原因何在?

       我们认为,金融行业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并非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对立关系,而是像易纲行长说的,血和肉的关系。金融业是百业之母,没有了金融的血液,实体经济的生命也就没有了。而且PMI是有惯性的,一旦数据低于50,意味着至少201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会继续下行,所以,未来制造业景气度会进一步降低,如此下去,未来财政税收压力也会越来越大。而金税三期实现税务的信息化监管之后,以前微利的中小企业因为不赚钱,出现了大量的倒闭,所以出现了失业率上升的现象,大学生就业都出现了问题。一个政府财政政策目标或者说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实现充分就业,而民营企业提供了就业的90%,所以市场人士一直在呼吁对于民营经济减税降费,刺激经济,那么在财政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减税降费的空间又来自哪里?
 
能否征收房产税,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市场一直有;加快房产税立法,征收房产税的说法,特别是互联网上一些年轻的网民强烈要求征收房产税以抑制房价,或者说很多人希望政府通过征收房产税,来降低房价,让普通人轻松买得起房。
其实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房产税在美国叫物业税,因为美国土地私有,所以没有物业费,主要是提供公共开支,比如老师的工资,学生的学费,公园维护费,警察和公务员的工资,所以,美国的房产税约等于中国的物业费+子女上学的费用。所以美国人非常愿意缴纳物业税,因为越是物业税高的地方,房子越是保值增值,子女可以获得免费的,最好的教育。从这点来说,美国的房产税本身没有抑制房价上涨的功能。
从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试点效果来看,房产税本身没有抑制上海和重庆房价的上涨,同时房产税征收的总额不大,也就在几个亿的规模,相比于上海和重庆几亿规模的财政支出,不仅无法维持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简直是杯水车薪,房产税无法替代土地财政。当然,中国与美国不同,土地国有,买房人已经缴纳了50-70年的土地使用费,能否继续对不属于自己的土地继续征税,恐怕也存在法理上的问题。
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最喜欢的就是征税提议,所以,对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对民众征税都是需要经过议会批准的,也就是税收法定原则。其历史源于英国通过议会限制君主的征税权利,以避免诞生类似法国大革命。房产税属于无源之税,即对没有发生的收入征税,更要谨慎。而类似网络是以年轻人为主,所以他们强烈的建议政府征税,最好是让房地产崩盘,这样他们可以随便买房,但即使是西方国家,年轻人也不是随便可以买得起房的,也需要家庭的全力支持。所以西方国家特别羡慕中国的年轻人,非常年轻就可以拥有自己的住房。
 
税收减免,财政收入下行压力大
 
     自2018年实行的一些税收减免政策,至少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的财政收入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1 2018年1——11月我国财政收入

 
       从上图中能够看出,2018年1月至9月,我国的财政收入为正,说明财政收入处于增长势态,而进入2018年10月份,财政收入开始转变为负增长态势,11月份呈现出的负增长态势更加严重。值得注意的是,10月份,全国财政收入首次出现同比负增长,这反映减税降费、深化增值税改革两方面因素共同影响财政收入同比下降。

     我们对比10月份和11月份的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以及个人所得税的浮动。

      10月份国内增值税同比下降2.8%,消费税同比下降61.1%,企业所得税下降10.1%,个税同比增长7%。而今年11月财政收入的结构。增值税收入同比下降1.2,消费税收入同比下降71.3%,企业所得税收入同比下降9.4%,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下降17.3%。从以上数据来看,我国税收面临减收压力。如果进一步减税让利,则财政收入负增长有可能出现进一步扩大,那么,大规模减税之后,财政无法正常运行怎么办?这是减税决策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那么下一步较为合理减税的途径又是什么呢?

      有的人可能会联想到利用财政政策进行减税,我们都知道财政政策是我国调控宏观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财政政策带来收入和支出的小小举动,都会对减税带来影响。
数据显示,2017年1-12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2567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3330亿元。

      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数据来看,财政支出要远远高于财政收入,所以如果压缩财政支出的方式可能效果不是十分明显。

      若单独分析财政支出,其中占比较大的为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支出30259亿元、科学技术支出7286亿元,增长11%;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367亿元,增长6.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4812亿元,增长16%;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节能环保、城乡社区、债务付息占比较少。难以得到明显的效果,若从国内的实际财政支出的角度来说,确实是这样,看看美国等发达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状况,2017年美国财政收入3336000美元,财政支出3991000美元,美国的情况也是财政支出高于财政收入,但是,重要的是我国财政中经济事务支出占比要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财政中经济事务支出占比。

      2019年若是开始缩小经济事务支出的支出,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我认为效果不大。
 
推进国企改革,盘活国有资产,减轻财政压力
 
    我国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早就有通过国企改革,优化国有资产的想法,但这次我国应该通过改革和盘活国有资产来弥补财政支出呢?

     其实我们可以借鉴英国的戴卓尔夫人上台执政之前私有化企业的政策。

    在戴卓尔夫人上台执政之前, 英国是一个福利主义国家, 国内的工会力量强大, 导致经济发展缓慢。
为了发展经济,戴卓尔夫人以强硬手段与工会势力抗衡,击溃了英国各大工会组织。并通过逐步减持British Petroleum和British Telecom等国企股份,使得英国国内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做出了适当的折让,让所有投资者包括散户得到实际的利益。
这样一来,国内的国有资产得到了流动,加之推行大市场、小政府政策。为英国经济重新注入活力, 英国企业恢复生产动力。
 
从管企业到管资本,做大做强国企,退出市场竞争性产业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意见中意见提出“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增强经济发展韧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战略任务。
       如果企业选择变卖资产,那么自然会降低杠杆比例。政府还是应当退出一些完全市场化竞争的行业,能市场完成的要交给市场。比如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加工和商业零售等传统竞争性行业,可以通过利用存量出售的手段开始混改。通过ETF的方式,降低国有持股比例,部分国企可以选择ETF的卖出,形成国资适当退出,并实现“去杠杆”的目标。

     一旦通过活化国有资产,降低杠杆,那么有助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多了钱,很多地方债和国企的债务问题就必能迎刃而解。
 
减税降费,从降低增值税和所得税开始

       增值税实行了很多年,金税三期之后,政教越来越严格。但其实增值税不适合目前的中国经济。因为增值税适合工业化国家,因为工业化企业有很多的进项可以抵扣,而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地区已经进入到了服务贸易为主,同样以服务贸易为主的美国是没有增值税的。所以长期来看,增值税应当取消或者费率大幅降低,比如与之前的营业税一个水平,5%左右,同时小微企业减半征收。
全球税收大战展开,应当降低所得税。
美国特朗普上来之后,把美国的企业所得税从25%降低到了15%的水平,而我国不仅有增值税,还有25%的利润所得税,所以我们看到福耀玻璃的曹德旺把工厂开到了美国。实际上美国大幅降低所得税之后,美国的税收不仅没有减少,还大幅增加了,主要是一些企业把国外的收入搬到美国上税,所以有人把这个叫做税收大战。根据调查,2018上半年,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在快速增长,增长了20.3%。

减税降费,进一步降低企业社保费率
 
        目前企业所承担的社保费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偏高的。从缴费项目来看,在我国的社会保险缴纳项目中,企业所负担的养老缴费比例为20%,其中五项保险的费用所占社会保险比重为约30%。无论是基本养老保险的单项费率还是多项保险费率的全部费用,企业雇主承担的缴费水平是偏高的,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国家。

      从缴费比例上看,企业所需要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大概是个人缴纳的2.7倍,2017年全国各省社保费率均值38.8%,单位和个人缴纳的费率均值分别为28.4%和10.4%。

      因此,我国社保费率确实偏高,尤其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时,我国中小企业众多,企业的竞争力决定其发展甚至生存,而为职工缴纳的社保费用是企业人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一家企业拥有100人,年均创造的收入是200万,而为这100名员工缴纳的社保费用就要占据收入的一部分比例,由此一来,企业投入到产品和创新方面的资金力度下降,从而直接影响到企业产品的竞争力,最终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

     由于我国的实际情况与美国、日本等存在差距,就是与这些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这些发达国家中的基本的养老保险只是其中一部分,比如美国,社会保险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和私人养老金大概各占雇员退休后收入的1/3左右。我国居民退休后的收入却主要来自基本养老保险,以至于我国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要高一些。
再有一点,就是我国的养老金支付缺口大。目前我国的现状是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老龄化趋势加重,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出现了上世纪60年代生育高峰导致的女性退休高峰的实际情况,居于此,更是有专家认为,2020年后,全国养老金将出现收不抵支的状况。
      最后一点,是我国的收纳税费效率低。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员工的收入规范化程度高,社会保险税费的收纳效率较高。对比发达国家可想而知,我国员工的收入规范化程度不高,直接导致社会保险税费的收纳效率不高。包括各地征收费率标准和机关不统一,最终会导致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征缴收入和工资总额占比较低,于是,国家就只能提高费率弥补不足。

      一旦提高费率进行弥补,那么,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即社保缺口大,就要多征缴,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征缴得多会出现企业经营困难的状况,一旦企业出现这种状况,那么,不能排除企业进行规避、降低社保税费缴纳,所以,征缴效率低就只能提高税费率。2019年开始,我国明确了社保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将改变当前“双重征缴”体制的矛盾,提高征缴效率,降低征缴成本,扩大社保覆盖面,但是如此,是否会又导致加重民营企业的负担呢?

      如何既降费又能解决养老的问题呢?有一个思路可以考虑。就是把股市里面的国有股权,划转社保。目前包括股市在内的,国有资产规模很大,而且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共有资产,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国有资产划转社保,达到降费的目的?
 
      总之,2019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减税降费之路非常艰难,但越是经济下行,企业生存压力越大,如果坐等企业都死翘翘了再减税,则企业就像病人,死了想救活,恐怕神仙都无能为力,所以减税降费措施需要当即立断,尽快出台,无论未来能减税降费多少。